9月28日，是一个令无数潮汕人铭记于心的日子！

　　1945年9月28日，以潮汕为中心的粤东地区和以曲江(韶关)为中心的粤北地区日军在汕头签署了投降书。

　　对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军人的后代、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抗战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民革党员陈郴来说，今年的9月28日显得格外有意义：在过去6年间一直为保护受降处而多方奔走的他，终于在日前拿到了“汕头受降处”将在近期纳入第七批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评审并启动“历史建筑”认定的回复函。尤为可喜的是，近日，陈郴老先生还辗转找到了36页中国第七战区汕头受降的档案和一本日本《第二十三军潮汕地区善后处理要报》，令一直为潮汕抗战史中关于日军投降的资料匮乏而耿耿于怀的他如获至宝。“将来布展就有第一手资料了。”“9·28”前夕，记者专程前往澄海采访了陈郴老先生，听他回顾起那段属于所有潮汕人的光荣历史。

　　74年前的受降仪式在如今外马路131号的一处三层建筑中进行。当时，这栋建筑被命名为“潮汕前进指挥所”。陈老告诉记者，他们曾经找到汕头市图书馆馆藏的一份1945年9月29日的《岭东民国日报》，其中一个版面头条报道了以《日军田中代表富田昨天签降》为题的新闻，描述了当时受降的场景。报道中提到，在现场，国民党63军168师“张师长泽深手携影相机不断地拍照”。只可惜在当时的报道中未能见到图片，而在档案部门也未有发现当时的照片留存。

　　据了解，外马路131号这处建筑物建于1894年，是当时汕头德国领事、法国天主教士及英国太古洋行等洋人合办的国际联欢社活动地点，也是在汕头西方人的联络点，被称为“洋商会所”，俗称“番仔楼”。汕头沦陷时，该楼曾被日本人侵占，并改名“大东亚会馆”。日本投降后，该处依然是洋商会所。汕头解放后，曾为“汕头宾馆”，而后汕头政协、统战部都曾在此办公。1983年，汕头地市合并后，成为民主党派办公点。2011年7月，该楼移交给宗教团体管理使用。

　　陈郴表示，在国内曾经设立的十五个受降处遗址，目前也仅剩下芷江、武汉、广州和汕头四处，其他三处旧址均已是文保单位。早在2014年，汕头市民革就向市两会提交了关于将外马路131号原日军受降处旧址申报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提案。同年，汕头市政协将《关于保护四处建筑，留住汕头三段辉煌历史遗迹的建议》列为重点提案，建议将日军受降处和桂园、红色交通站、忠烈祠等4处记载了汕头近现代史、革命史脉络的历史建筑加以修缮保护。其中，忠烈祠、桂园、红色交通站近年都已经先后完成修缮并改为纪念博物馆，唯独日军受降处的保护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提上日程。

　　“当年受降的遗址，留存至今的只有4处，其余的多数拆除或者倒塌。这四处实在难能可贵，是抗战胜利的重要见证。”陈老说，在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汕头成为中国政府接受东南亚物资捐赠的主要输入地，这也是当时会选择汕头作为受降处的原因之一。“重现那段光荣历史，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汕头是华南地区抗战中的重要港口。”说到这，陈老拿出了一本精心装订的小册子——不久前他恰好寻到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并请人把其中的36页关于“第七战区潮汕地区受降”的珍贵档案装订成册，准备到时作为布展资料用。记者翻阅册子发现，这些档案资料主要是当时出任第三受降区受降主官的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的往来电文，其中包括了第七战区受降计划及兵力部署、汕头市接受委员会成立情形等内容。“这些都是重现潮汕抗战史的重要佐证”，陈老告诉记者，近年来，汕头关于保护日军受降处、重现抗战光荣史的民间呼声一直不断。在今年的“省两会”上，省政协常委陈缵光再次提起关于将外马路131号大楼原日军受降处纳入“文保”单位的提案，建议将国宝级的“汕头日军受降处”尽快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采访中，陈老向记者出示了今年7月份市政府对该提案的书面答复。回复中提到，我市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实地调查论证等有关工作，待“历史建筑”认定相关职能部门完成交接后，将启动对汕头市外马路131号大楼“历史建筑”认定程序，争取尽快实施挂牌加以保护。回复还提到，我市将于近期启动第七批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评审工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把外马路131号大楼纳入评审范围，组织专家进行进一步评估，评审程序预计12月底前完成。另外我市将尽快协调现使用单位另择址办公，腾退后的旧址将落实专题陈列展示工作，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推荐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汕头受降处”保护有了时间表，陈郴老先生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他说，最近他还通过远在日本的朋友找到了日本《第二十三军潮汕地区善后处理要报》，从目前朋友发给他的目录来看，这本足足有三百多页的文献涉及了当时驻汕日军投降前的人员集结、枪械处置等等内容，对充实潮汕抗战史研究极具价值。“我已经委托朋友找人把这本资料翻译成中文”，陈老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汕头受降处”纪念馆建成，到时候他将把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文献悉数捐献，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史海钩沉

　　“濡笔良久”暴露日军心虚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做好受降事宜，我国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汕头被确定为第三受降区。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为第三受降区受降主官。余汉谋派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和闽粤边区司令部司令欧阳驹为国民政府“潮汕前进指挥所”正副主任。委任徐景唐为第三受降区受降长官，负责主持受降事宜。

　　对于当时的情形，潮学研究者陈汉初曾通过对老报纸进行研究，加上其他资料的佐证，在《富田直亮“濡笔良久”的一刻——汕头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追记》一书中为我们还原了大部分的细节：

　　“潮汕前进指挥所”原为国际俱乐部（亦称洋商会馆），俗称“番仔楼”，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驻汕头外国人聚会、娱乐的社交场所，内设有娱乐设施，故也有汕头市民称为“番仔球楼”。日本入侵汕头后，该处被日军侵占，改名“东亚会馆”，成为日本人的娱乐场所。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国接收部队设“潮汕前进指挥所”于该处。

　　潮汕人民都急切地等待侵汕日军签降仪式的早日到来。有的说，已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未举行签降仪式，“这一个多月的光阴，比八年抗战还要难挨。”因为只有侵略潮汕日军签降书后，日军才正式解除武装。“日军解除武装后，最后的胜利在潮汕才算完全实现呢。”

　　1945年9月28日，潮汕人民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上午九时，中国战区第三受降区在汕头“潮汕前进指挥所”二楼大会客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庄严而幽雅”，出席者共数十人。国民党63军186师“张师长泽深手携影相机不断的拍照”。

　　参加受降仪式的徐景唐中将“身着海陆空军礼服，威仪雄壮，声音洪亮，不愧为战胜国受降官”。

　　投降日军代表有：日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受日军“南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委派）、少野修（少将）、山冈（中校）、佐濑（少校）。

　　据陈汉初还原，当时的仪式为投降日军代表富田直亮首先向中方受降代表徐景唐中将致敬，接着向徐中将报告其身份，说：“奉日军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命，代表其前来汕头，向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投降，并受领一切命令。”

　　徐景唐中将答：“本人以第七战区汕头前进指挥所主任之地位，代表余司令长官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投降。”

　　接着徐中将向田中久一颁布《第一号命令》，富田直亮接受了命令，并表示转田中久一“切实遵行”。

　　有趣的是，在当时的报道中，对富田直亮签署投降书时的描写用了“濡笔良久”一词，然后才“很沉静地签署”。陈汉初认为，这一幕代表了日军精神支撑上的空虚与心灵的弱小。

　　富田直亮向徐景唐中将行告别礼。受降仪式在美军卢上校与徐中将握手道贺声中结束。

　　相关链接

　　中国战区共有16处地方接受日军签字投降，除一处在越南河内外，目前中国境内共有15处。因种种原因，保存至今的只有广州、芷江、武汉、汕头四处。那么，另外三处抗战受降处现状如何？

　　广州

　　中山纪念堂

　　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9月16日，被日伪占据了7年之久的广州市中山纪念堂见证了日军的签字投降。接受日军投降的是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签下降约的是有“华南之虎”称号的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时至今日，这座建于1931年的中山纪念堂主要用途仍是用于纪念孙中山，但如果观众足够细心的话，在孙中山与中山堂的图片展之中仍可找到纪念堂在抗战期间遭日军轰炸和胜利后作为华南侵华日军签降地点的历史照片。在大堂中央舞台后壁正中刻有孙中山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的石碑前，就立着一块“见证受降”的图文指示牌，讲述着当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在1945年10月10日上午，中山纪念堂还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芷江

　　数处地方

　　记载受降记忆

　　位于湖南西部的小镇芷江，虽然知名度不高，严格意义上也不是16处中国战区投降处之一，但是因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在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中日双方商洽受降细节，史称“芷江受降”，所以这里也成了日军投降的重要见证。

　　在这里，有数处地方记载着抗战受降记忆，如受降纪念坊、受降堂等，还有纪念美国对抗战期间我空军援助的飞虎队纪念馆。受降纪念坊建于1946年2月，是全球6座凯旋门之一，领额是蒋介石所题的“震古铄今”四个大字。立柱上分别题写两副对联，中间一副是蒋介石所题的“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侧联是李宗仁题的“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武汉

　　按当年样式

　　修复受降堂

　　在武汉汉口中山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处受降堂。1945年9月18日下午，国民党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孙蔚如身着戎装，偕同副司令长官郭忏、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以及美军军官等各界代表88人在此处接受或见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福栖静岛大佐、岗田芳政大佐、清水勖之大佐4人的投降。

　　2000年，中山公园管理处将此处按照当年样式修复受降堂，并在其中举办《抗战史料陈列展览》，展览共收集3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40多件实物，其中包括了孙蔚如手书的1.8米高的受降纪念碑。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李扬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