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日，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纪念范长江诞辰110周年暨2019年记者节系列活动”在汕头大学举办，作为系列活动第三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记者敬一丹带来的“镜头内外的目光”主题讲座在汕大大礼堂举行，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敬一丹与汕大师生分享了她透过镜头和文字的思考，同时分享创作《我遇到你》和《我末代工农兵学员》、《那年那信》三本书时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为汕大师生带来一场“新闻盛宴”。

　　“《焦点访谈》 是一种现象级的传播”

　　10日晚上8时，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昶院长主持的开场白，拉开了主题为“镜头内外的目光”讲座的帷幕，随后，着一袭黑底波点连衣裙的敬一丹走上大礼堂讲台。“我们之间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最熟悉我的栏目是什么？”敬一丹亲切自然地和在座师生们对话。“《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东方时空》……”，师生们大声回答，随后，敬一丹将她透过镜头，透过文字表达她对世界的关注和感悟，以及做节目的故事等感受娓娓道来。

　　敬一丹曾在《焦点访谈》栏目担任主持人长达 20年，在《感动中国》工作了17年，还主持《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1994年，在缺少舆论监督的年代，《焦点访谈》开播了。”敬一丹说，当时《焦点访谈》是以通俗的方式，用电视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每天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里以个案的方式与观众交流。“《焦点访谈》不仅是一个栏目，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在中国是一种现象级的传播，当时在全国的各种媒体中掀起了一股‘小焦点访谈’栏目的现象。”

　　“《焦点访谈》与观众以互动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可以这样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敬一丹透露，当时作为《焦点访谈》主持人，每天上班，办公桌上都会堆满观众寄给她的一二百封信件，从长长一串落款的邮寄地址中，她知道，这些都是从非常偏远的地方寄来的，甚至，来信落款很多署名“信任你的人”“托付你的人”。

　　“《感动中国》带给我光和温暖”

　　“年复一年面对着这样的期待和托付，那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长年累月被这样期待着、托付着，从一开始职业的荣誉感，慢慢变成一件很沉重的事。”敬一丹说，当时《焦点访谈》栏目组甚至被观众称呼为“青天”。在来信中，腐败、贫困、环境、教育，污染等，这些早期《焦点访谈》曝光率较多的话题，每封信都充斥着闻所未闻的故事。后来，在同事的启发下，敬一丹被点燃了，她觉得可以把这些观众的来信出版成一本书。她觉得，《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仅是冰山一角，她不能是唯一听见这些声音的人。

　　1997年，敬一丹决定将观众来信精选后汇集成书。“很庆幸自己当时做了这件事，我记录了那个时候草根角落发出的声音。”讲座上，她告诉大家，在出版社把书送去做版权手续登记时，新闻出版署说，“这书算什么类别？”后来，新闻出版署勉强给了一个“新闻评论类”。

　　后来，敬一丹主持了《感动中国》栏目。“要是不做《声音》那本书的话，我可能快抑郁了，同时《感动中国》给我的光和温暖让我对生活备感信心。”敬一丹认为，《感动中国》是一个和好人打交道的节目，开创了很多新现象，栏目人物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人物故事，尽管有很多彷徨的因素存在，但意料之外地呼应了人们内心一种向上之心。“《感动中国》可以几代人一起观看，20年的《焦点访谈》和17年的《感动中国》两个栏目，给我带来了平衡。当时选择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走得这么远。”敬一丹感叹道。

　　敬一丹一直在记录时代的改变。1993年，她开始主持《一丹话题》，记录了各种各样的话题，“第一期的话题是《生活中还需要什么色彩》，内容从长安街的三味书屋说起。”后来，节目开播了“儒商”“边缘人”“户口”等当时的社会热点话题，“在50多期选题中，唯有一个选题被枪毙，就是“我们能实行五天工作制吗？”敬一丹讲到这里，全场的观众都会心一笑。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调查”

　　2015年，敬一丹退休了。她写了一部《我遇到你》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书中回顾她在央视的心路历程。她坦言，落笔时，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麻风村和穷乡僻壤遇到的贫穷的孩子，孩子们像草一样有生命力，但又是那么顽强，因此她在章节里写着“草样年华”。

　　“小小的他们变成什么？”这是敬一丹多年来最想知道的。今年8月，她看望了曾在节目中受访的留守儿童罗德明。“最大变化是孩子的表情。”大屏幕的照片上，那位曾经因为母亲不在身边而一直以“没有”两个字回答敬一丹所有问题的小男孩，已长成一位人高马大的男青年，如今，他通过电商售卖猕猴桃，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陪伴下有了笑容。“众多留守儿童在时代的洪流中，使他们失去与母亲的亲昵，有了母亲的陪伴，她的确能感受到他们变得快乐了。”敬一丹充满感动地说。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调查。”敬一丹以记者的身份，用镜头的语言，注视着这个社会。而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生，一个女儿与母亲，敬一丹也以亲身经历，用文字书写时代变迁。继《我遇到你》出版后，敬一丹推出作品《我末代工农兵学员》《那年那信》两部著作。

　　2018年7月，敬一丹推出著作《那年那信》，这部作品跨越68年时光，保留着家庭的记忆，存留了五代人的痕迹，“书中刊出母亲在1950年她和父亲的情书，以及此后所有家信都完整留存。”敬一丹说，在这些信件中，有关贫穷的记忆，有关家人的温馨，更有关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

　　敬一丹是最后一届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她介绍，工农兵学员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是没有高考的年代里通过推荐的方式进入高校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不记录谁记录。”当时，敬一丹怀着这种想法，和班里同学一起创作了作品《我末代工农兵学员》，后来，这本书被收入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史馆。

　　“不忘是为了不再。把目光对生活的关注、  对记忆的记录，用现代的方式记录是有价值的。”敬一丹说，做一个记录者，记录各种各样的变化，以及记者在变化中的反应变化，有职业的记录，有生活的记录，都是给自己留下痕迹。

　　身为媒体人，敬一丹用笔、话筒、镜头和新媒体，记录下身边事。“要讲好中国故事，敬一丹就是榜样。”刘昶院长语重心长的话语结束了讲座的分享。然而，大家还意犹未尽，期待有下一次的见面。

　　本报记者  陈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