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我到北京公干，回程顺道拜访老乡郑正秋之子，著名影星郑小秋先生。我赞先生父子是潮籍传奇人物，小秋先生说：“我与张竞生交往多年，他才是潮汕著名的学者和传奇人物呢！”谈到潮汕老乡张竞生，79岁高龄的郑小秋先生眉飞色舞。

　　世人只知张竞生是“性学专家”，甚至一度“声名狼藉”，其实，其抱负和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振兴中华，振兴潮汕的豪情也史有记载。他出生于饶平县大榕铺乡。1912年留学法国，1920回国。他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哲学研究也颇有成就。

　　张竞生初露才华是在汕头。他口袋里揣着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一回国就担任金山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斟字酌句，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从社会改良、经济发展到教书育人、民生福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后又写成《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早期代表作。据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粤海挥尘录》一书记载，张竞生认为建设广东务须先从农业入手，次及工商。要注重智育，普及教育，不但要国民教育的普及，而且要专门及大学教育的普及。同时提倡科学教育。他还主张普及艺术与普及教育可同步进行……他的这些主张并不为当时广东军阀、省主席陈炯明采纳，他被免去金山中学校长职务。

　　不久，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和胡适是当时北大哲学系两位最年轻教授，这是张竞生人生的最辉煌时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张竞生甚至在北大举办性学讲座。他独树一帜，在家庭、婚姻、爱情等“大众文化”中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著书立说，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广受关注的名人。后来，他又写出《性史》一书，立即受到谴责，曾与张竞生同时留法的宋子文也在南京教育会议上点名斥责张竞生倡导乱爱和淫乱。当时，刘海粟主张在教室公开画人体写生，黎锦晖写时代曲《毛毛雨》，被称为“三大文妖”，张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

　　张竞生离开北大后，来到上海，走访了潮汕老乡郑小秋。郑小秋先生告诉我，竞生兄准备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办书店，要招聘男女店员。当时，上海滩书店未有女店员的先例，郑小秋提出不同看法。但竞生个性很强，还是与友人在四马路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他任总编辑。因招美女为店员，还出版了一套《性育小丛书》，一时生意很红火。但不久书店遭封，被迫关门。张竞生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在同学陈铭枢的资助下，远走法国，专门从事翻译，译出了卢梭的《忏悔录》一书，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忏悔录》的人。

　　上世纪30年代初，历经坎坷的张竞生回到家乡饶平县大榕埔，从事乡村建设试验。他兴校育才，修桥筑路，造林种果，造福村民。这期间，他顶风冒日，造访乡邻，越山翻岭，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热情为农民代言与鼓呼。一时间，中国有了从事乡村建设的“南张北梁”之称，南方是张竞生，北方是梁漱溟。但梁漱溟重于教育，而张竞生则更重于发展农村经济。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屡次电邀他到南京出任伪职，均遭拒绝。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张竞生打了4把锄头，上刻“休养生息”4字，分寄蒋介石、陈诚、何应钦、顾祝同，要他们停止内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竞生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仍在研究振兴农村经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书桌上的煤油灯仍然亮着，桌上摊着一本已看了一大半的书。张竞生逝世若干年后，潮汕老乡、北大教授陈平原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