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在学术报告会上受邀作主旨发言，为大家带来主题为《本土文化资源与“侨乡”社会特质》的演讲，本报记者对陈春声教授的采访也围绕“侨乡”文化资源等若干问题而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指出，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侨乡，‘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加强海外华侨工作。”陈春声告诉记者，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深入开展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理解“侨乡”文化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的根本遵循。

　　陈春声认为，19世纪60年代汕头开埠以后，民众的海上活动明显地帮助了本地人在海内外的移民及其社会网络的发展。随着汕头开埠和韩江流域人民更多地移居海外，韩江中下游地方社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侨乡”的特质，这种特性不仅表现于百姓的日常生计对华侨汇款的依赖，也不仅仅反映于华侨对故乡工商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社会权力格局及其“合法性”的变化表达出来。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和商人，在许多方面起着与传统时期乡绅类似的作用，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陈春声表示，侨批除了带来已有许多研究者感兴趣的大量侨汇之外，其作为家信的文字内容与整个社会生活变化的关系，也值得深究。在近百年时间里，每年就有上百万封与个人和家庭生活有着内在关系的家信，频繁往来于海外移民的故乡与海外移居地，潜移默化之间对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把‘侨乡文化’理解为某种生活方式的整体，理解为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传承不替的某些或某类习俗，那么，批信所包涵的内容，可能常常在无意之中更深刻地反映了侨乡社会的内在秩序。”他表示，无数不知名的普通人在有关日常生活琐事的通信来往中，影响和“创制”了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

　　民国年间，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化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侨居于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的乡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人们的观念，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与一个与海外世界有着紧密联系的网络之中。陈春声认为，作为外在的研究者，不应过分强调所谓“华侨”与本地居民的差别，也不应片面强调侨乡对海外文化的被动的接受，更没有理由以“近代”和“传统”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理念去对应地看待海外与故乡的文化环境。陈春声表示，如果回到侨批所呈现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之中，自然不难发现，当时人在面对日常生活时，并未表现出后来的研究者所刻意描述的这种“紧张”，更多的是感受到社会内在的某种和谐的法则。正是在这种自然的、非戏剧性的日常交往中，所谓“侨乡文化”才得以深刻而长远地被创制出来。

　　陈春声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景观”，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它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地方的文化传统，在“侨乡”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