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主动与大颠交往，揭示其把佛教和佛文化区别开来的态度，他是把大颠视为文化僧人，并不存在对辟佛的悔悟，更不存在“少信奉佛教”之说。

　　唐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表》贬刺潮州。从士大夫云集的繁华都城，迁居至时为“蛮夷之地”的潮州，对于韩愈来说，最大的寂寞莫过于找不到可与之谈文论道之士。时潮州府辖内有灵山佛寺，寺的创建者大颠乃得道高僧，其知识广博，佛学高深，声名远播，又是中原遗民，算来还是韩愈的老乡。寂寞中的韩愈遂与大颠有过一番交往，成就了一段佳话。在这段佳话中，遗存一处“史迹”——灵山寺的“留衣亭”（见图），见证韩愈与大颠的友谊；同时留下一桩未能定论的“悬案”——因辟佛而遭贬的韩愈为什么，又是怎样与佛教高僧建立友谊的？是韩愈对辟佛的自我悔悟？还是佛教徒的造势渲染？

　　据《潮州志》的载述，大颠是一位被神化了的禅僧，举三例：一是勇毅。大颠于罗浮瀑布之下打坐，遭遇暴客，暴客怪罪其寂坐而不迎，挥刀欲将其斩首，大颠“引颈就刃，神色不变”，淡定地以善恶报应启悟暴客，使暴客“惭愧悔谢去”；二是睿智。有长者洪大丁愿为灵山寺纳田，大颠问洪，纳田之四至可否以贫衲“‘一袖界’日影表里为公田畔”，洪允，值朝阳初升，大颠举袖障之，影里得田千亩；三是通神。大颠建灵山寺期间及圆寂后的塔墓，恒有虎豹神怪护佑。如此神僧，其倨傲可想而知，更何况对于反对自己宗教信仰而遭贬的韩愈呢！于是，韩愈莅潮求见大颠，有“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赴”（后沿化为韩愈《与大颠三书》）之说，更有把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传为“少信奉释氏”的依据。但平心而论，韩愈虽因辟佛遭贬，毕竟是州府刺史，且原为朝官，文名满天下，大颠虽身为高僧，实乃文化僧人，且佛寺在韩愈治下，不可能如此倨傲不买账。潮州志的编纂者饶宗熙先生在其编注中还有专门的论文中，力证《与大颠三书》《灵山问答》《退之别传》之伪，认为“皆出好事者所为”。韩愈的崇奉者也力证韩愈与大颠交往并未改其辟佛的初衷。

　　我以为，论证韩愈与大颠交往究竟是“谁求谁”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也很难找到新的可信的史实。然而，我们倒是可以从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揭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儒、释、道以及其他文化流派的大融合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佛宗教和佛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必须把佛宗教与佛文化区别开来。

　　相传佛教于两汉（较普遍的说法是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佛教得不到迅速传播。从两晋至隋唐，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尊奉而盛行，尤其在东晋法显和唐初玄奘把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介绍进中国之后，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得到广泛迅速的传播，逐渐浸淫融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你可以不信佛教，但你不可能把佛文化从你的生活、文化中剔除出去。从韩愈历来与僧人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其反对的是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其接纳的是作为文化的佛文化。在韩愈的“朋友圈”中，不乏佛教高僧，史料可考有名有姓的高僧不下十来位，包括著名诗僧贾岛等。但这并不动摇他“谏迎佛骨”的决心。可见，韩愈主动与大颠交往，完全是把大颠视为文化僧人，并不存在对辟佛的悔悟，更不存在“少信奉佛教”之说。

　　佛教经历两晋、隋、唐等朝代达到历史鼎盛。盛极而衰。到了宋代，理学盛行，儒教复兴，佛教势弱。弱势了的佛教由原来的被容纳被融入到主动融入。开凿于宋代的大足宝顶石窟，始现儒、佛融合态势便是见证。石窟的设计者将佛教基本教义、修持方法与儒家道德伦理、理学的基本要义融为一体，系统造像，艺术地体现儒、佛同理的哲理。在大足石窟中，更有儒佛道的“三教合一”造像，见证宋代文化大融合的大趋势大格局。韩愈在宋代声名日隆，尤其是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学者对儒学、对韩愈的崇奉，使对韩愈的评价达到历史巅峰。据饶宗熙先生考证，《与大颠三书》《灵山问答》《退之别传》皆出于宋代。不难理解，这是势弱了的佛教徒为蹭韩愈的热度所用心杜撰的。

　　儒、佛、道三教融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渠道，也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韩愈与大颠交往和友谊，揭示其把佛教和佛文化区别开来的态度，是古往今来普遍的文化现象。如大文豪苏东坡一身兼容“三教”，既崇儒，又研佛，还修道，“三教”人士皆可为友，可见，苏东坡并没有把“三教”作为宗教信仰，而是作为文化兼容并蓄；又如许多不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政治名人、领袖人物，并不影响其引用佛教的经典语言说明事物的道理。国学大师季羡林，一生花很大精力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50年，成绩斐然。然而，当记者采访问他信不信佛教时，他很坦诚很直接地回答：“不信，越深入研究越不信。”但他同时指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