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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辟红色交通线?为何选择汕头建立绝密交通站?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

关于红色交通线的几点思考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是1930至1934年我党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中唯一一条从未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成功典范。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两项“国字号”桂冠。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两大引擎”

  为什么要建立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大引擎”——上海中共中央、中央苏区的存在与互动。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开展地下活动,对全国各地党组织包括各革命根据地进行领导和指导。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井冈山会师,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我党建立和发展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跨赣闽粤三省,发展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成为红色首都。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1930年10月,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原有工作基础上成立中央交通局,用3个月时间开辟了通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瑞金),建立起直属中央交通局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第一创建人、最高领导人。

  “两大引擎”的存在与互动,引发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的建立、发展,带来人员、物质、资金、信息的流动,形成了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血脉线、生命线。“两大引擎”的重大变化,相应带来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的关键性、决定性变化:①中央苏区和红军的迅速壮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需要补充更多重要干部经红色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加强领导力量,也需要大量紧缺物质。②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因其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导致我党大批重要干部必须撤离上海转移前往中央苏区。同时导致原有的汕头交通站——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镇邦街7号)停止使用,启用汕头备用站——华富电料行(现海平路97号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③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红色交通线也因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汕头建站三大原因

  为什么选择汕头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绝密交通站,成为从海上登陆、前往内地的第一枢纽节点?综合起来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周恩来领导建立汕头地方党组织打下坚实基础。

  周恩来等在1925年率领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后的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周恩来在汕头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主政地方行政的第一人,并于1925年在汕头领导建立了地方党组织——中共汕头特别支部、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发动工农运动,打下坚实革命基础,留下宝贵革命火种。1927年9月,周恩来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七日红”,得到汕头地方党组织的有力策应配合。汕头这块红色热土,既为周恩来等领导人所熟悉,又有相当好的革命基础。

  其次,汕头繁华商业口岸便于掩护。

  汕头从1860年开埠,经1921年建市,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口岸。1933年市区人口19万人(1921年仅7.5万人)。根据潮海关资料记载,1930年汕头口岸出境移民17.2万人,入境移民16.5万人;1933年汕头港口吞吐量675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口岸进出船舶4478艘次(其中往来外洋2648艘次、往来国内1830艘次)。在这样一个华洋混杂、人员频密流动、物资大量进出的新兴城市,又是粤东、赣南、闽西南的人员、货物集散地,非常有利于通过开设商行、扮装商人、采购物资等方式,开展交通线隐蔽工作。

  再次,广东军阀割据带来活动空间。

  在以往的研究分析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即中央红色交通线存在的时期(1930至1934年),恰好是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1929至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虽名义上承认蒋介石南京政府,实则矛盾很深,实行地方分割统治,维持半独立状态。地方军阀一定程度上具有占地为王特点,重保地盘、保实力,我党由此利用敌人矛盾、创造活动空间(如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与陈济棠部队“让道”作“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不无关系)。同时,汕头地处粤东,离陈济棠统治中心省会广州较远,中央红色交通线处于粤闽交界地带。这些都为我党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空间。

  交通线上“四个流动”

  中央红色交通线承担护送干部、输送物质、传送资金、递送文件情报等任务。

  一、人员流动。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即重要干部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如邓小平1931年7月经汕头,周恩来1931年12月经汕头。1933年1月前后,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刘少奇、张闻天、博古、陈云等分三批经汕头。

  二、物质流动。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即经汕头等地运往中央苏区。因苏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处于敌人经济封锁之中,亟需物质支持。输送的重要物质包括药品、食盐、布匹、纸张、印刷机、缝纫机、电器材料、通讯器材、军械等。其中大件器械为防止被敌注意,还需要拆解后运送,运达苏区再重新组装。

  三、资金流动。基本上是反方向的单向流动,即从中央苏区送往上海中央解决经费问题。资金包括了钱款、黄金、白银等。如1932年周恩来亲自将3.5万美金交给王盛荣,王盛荣闯过重险抵达上海,分文不少交至中央机关杨尚昆手上。

  四、信息流动。为双向流动,包括了指示、文件、情报等。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后,也包括了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传递至上海报送。

  两大红色群体

  中央红色交通线上包括了两大红色群体——

  红色交通线工作人员群体。他们中有留下姓名的,如华富电料行的“最佳三组合”——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创办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的陈刚,护送周恩来的肖桂昌,护送叶剑英的卢伟良,护送邓颖超的李沛群,还有许多现在已不知姓名的无名英雄。他们中既有中央从外地调派来的精兵强将,也有许多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群众;既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英勇牺牲的同志,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同岗位长期努力工作的同志。无论来自何方,他们奋战在红色交通线上,机智勇敢,出生入死,隐姓埋名,无私奉献,安全、出色完成一个又一个党交给的任务,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经红色交通线中共重要干部群体。汕头交通站为当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作出了特殊贡献,共护送200多位重要干部进入苏区,其中有具体姓名可考的150余位。这些党的重要干部胸怀大局,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畏艰险,千里奔波(从上海经香港至汕头到瑞金约3000公里,其中汕头到瑞金约400公里)。他们中有新中国开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有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有元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大将陈赓、肖劲光、罗瑞卿,有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项英、何叔衡、陈潭秋,有妇女运动领导人蔡畅、邓颖超,有“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有后来“延安五老”中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等。这些重要干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党政军的领导中坚,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经红色交通线到汕头时,可能也就静悄悄只在汕头住上一晚,却永远在汕头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汕头这座城市也因此为党的伟大事业、党的光辉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三点感想

  隐蔽战线共产党人是永远的丰碑。在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下,隐蔽战线共产党人以忠诚、勇毅、智慧,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严守保密纪律,长期坚持斗争,坚决完成任务,以身许党、热血报党,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隐蔽战线老一辈革命者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这些都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科书,是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党史文献资料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对中央红色交通线革命历史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党的相关历史文献、有关老同志的回忆录,访问亲身经历者,函询相关领导同志,邀请当年在华富电料行工作过的顾玉良莅临汕头实地辨认旧址,汇编出版了《红色交通线》一书,留下了最丰富、最坚实的文献基础。今天我们得以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向世人展现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站的感人事迹,离不开革命前辈们的珍贵回忆,离不开党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革命文物保育活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党的事业代代相传,一代人必须负起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革命文物只有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文化只有“活起来”“动起来”,才能更有生命力、传播力。经过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2017年启动修缮,2019年元旦开馆以来累计参观人数超12万人次,发挥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作用。反映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秘密交通站》、潮剧《秘密交通站》、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等文艺作品先后推出。这些都是我们告慰红色交通线革命前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的实际行动。

  (作者单位:中共汕头市委办公室)

  本稿配图 本报记者 林鹏 摄

作者:□ 陈烈丰 编辑:李雅斓 发表日期:2021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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